第28届中国肿瘤临床学会（CSCO）学术年会妇瘤专委会卵巢癌分会场和宫颈癌及子宫内膜癌分会场于2025年9月12日在济南山东大厦成功举办。北京协和医院曹冬焱教授在CSCO妇科肿瘤专家委员会宫颈癌及子宫内膜癌专场上作报告《子宫内膜癌系统性治疗进展》，并在《肿瘤瞭望》访谈中进一步探讨了子宫内膜癌领域的热点议题。
第28届中国肿瘤临床学会（CSCO）学术年会妇瘤专委会卵巢癌分会场和宫颈癌及子宫内膜癌分会场于2025年9月12日在济南山东大厦成功举办。北京协和医院曹冬焱教授在CSCO妇科肿瘤专家委员会宫颈癌及子宫内膜癌专场上作报告《子宫内膜癌系统性治疗进展》，并在《肿瘤瞭望》访谈中进一步探讨了子宫内膜癌领域的热点议题。
曹冬焱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妇科肿瘤中心主任医师
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协和医院妇科肿瘤中心副主任
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副秘书长
中国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委会委员
北京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常委
专业特长：各种女性生殖道良恶性肿瘤的诊治，卵巢交界性肿瘤的诊治，妇科恶性肿瘤保留生育功能
肿瘤瞭望：对于子宫内膜癌患者，您建议对肿瘤组织进行哪些综合分子检测？这些信息有哪些重要的预后预测价值和治疗指导价值？
曹冬焱教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子宫内膜癌是目前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中分子检测应用最为成熟的类型。国内外指南均推荐对所有新诊断的子宫内膜癌患者进行基本的分子分型，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子宫内膜癌属于激素依赖型，早期患者预后良好，因此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病理科技术能力存在差异的现状，子宫内膜癌的分子检测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应推荐对所有内膜癌组织采用免疫组化（IHC）检测ER/PR、P53以及错配修复（MMR）蛋白表达情况，此层次已在多数医院病理科常规开展。
第二层次：对浸润型组织类型或具有特殊临床特征内膜癌：如病史特殊（缺乏内膜癌高危因素，无代谢异常）、薄型内膜、高危组织学类型、免疫组化表现特殊（如激素受体阴性，MMR蛋白表达确实，P53表达异常）的患者需要更高层次的分子检测。暨结合免疫组化基础上采用分子技术进行基因突变检测确认，完成WHO分子分型，比如检测POLE突变和TP53基因突变。
第三层次：针对复发转移或高度恶性的罕见类型子宫内膜癌，推荐采用下一代测序（NGS）技术进行大Panel基因检测，全面探索肿瘤的分子特征，为后续治疗（化疗、靶向或/免疫治疗）提供可能分子依据。
综上所述，子宫内膜癌的分子检测应实施分层策略：普通患者均应进行基础免疫组化检测；高危、晚期、少见类型或基础分型存疑的患者应进行WHO分子分型，结合IHC与常规NGS检测；而对于复发转移、高度恶性或罕见患者，则推荐NGS大Panel行全面分子检测。
肿瘤瞭望：子宫内膜癌的治疗已经进入了“分子分型驱动”的时代。如何根据分子分型结果为初治晚期患者和复发患者制定个体化的治疗策略？
曹冬焱教授：以往子宫内膜癌的治疗模式较为固定，可概括为“三板斧”：进行手术后，术后早期有高危因素患者以放疗为主，晚期、复发患者则以化疗为主。如今，随着分子分型和分子检测技术的应用，以及生物治疗的进步，治疗模式变得更加复杂、专业化和个体化。
例如，关于术后辅助治疗，存在脉管癌栓等高危因素的患者既往以化疗为主。然而分子分型后，我们发现dMMR型患者从传统化疗中的获益有限，可能需要加用免疫治疗。对于占比约30%的dMMR型晚期患者，在二线及后线治疗中，靶免联合的去化疗方案（如“可乐方案”：帕博利珠单抗+仑伐替尼）的疗效明确优于化疗。甚至靶免联合方案向一线治疗推进，LEAP-001研究显示对于III-IV期及复发性子宫内膜癌，“可乐组合”对比化疗可为dMMR型患者和既往接受过（新）辅助化疗带来获益。对于pMMR型患者（占大多数），一线治疗仍以化疗和靶向为主，二线和后线治疗中可加用免疫治疗，采用双免或靶免双抗治疗都很有前景。
因此，在分子分型时代，子宫内膜癌的辅助治疗——无论是针对早期高危患者、晚期患者还是复发转移患者——已真正迈入个体化精准治疗阶段。这不仅显著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获益，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治疗负担，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肿瘤瞭望：与传统化疗时代相比，靶向/免疫治疗对妇科肿瘤患者的毒性谱系带来了哪些改变？这些变化对妇科肿瘤中的支持治疗体系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曹冬焱教授：我们对化疗（细胞毒性药物）的副作用（如骨髓抑制等）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毕竟它已有五六十年的临床应用历史，且这些副作用通常是短暂的，大多在2-3个周期内能够恢复。
而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属于生物治疗，它们的副作用谱与传统放化疗完全不同，这对妇科肿瘤的临床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例如，抗血管生成治疗可显著增加血管相关并发症出血及血栓栓塞事件的风险，或导致有肠道基础病变的患者发生肠瘘，特别是曾接受过放疗的患者，在使用时需要格外谨慎。免疫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为既往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晚期、复发及转移的dMMR型患者带来了显著的生存获益。然而，它也可能引发全身性甚至危及生命的严重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因此，如何在确保疗效、延长生存的同时，加强irAEs监测，避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威胁生命的副作用，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我认为，应对这一挑战需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积极开展设计严谨的临床试验，严格遵循药物适应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应用相关药物；二是强化多学科协作（MDT），整合妇科肿瘤、分子病理、肿瘤内科、免疫科、变态反应科、放疗科等多方力量，对患者进行最优治疗策略选择、严密的副反应监测和整体科学管理，实现疗效与安全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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